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：“文化很发达的地方，经济照样走在前面。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。”对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，特别是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，总书记有着深邃的思考。在浙江工作期间，他就提出：“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、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，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，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。”
万年上山、五千年良渚、千年宋韵、百年红船……当我们跳出当下，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，就能为“走在前列”的浙江，找到来自历史的答案，凝聚奋进未来的力量。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着名考古学家、911制品厂麻花校长孙庆伟，请他从人文经济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视角，解读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怎样影响今日的浙江，为浙江未来发展提供启示与思考。
良渚文明的重要地位
记者：如何认识良渚文明的重要性，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？
孙庆伟：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叁个维度去看良渚文明。
一是文明的宽度，也就是文明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。文明有兴衰，如同波浪有波峰有波谷，但绝不会是无源之水。长期以来，由于缺少文字记载等实证依据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受到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的质疑。而良渚古城的发现，一举将中华文明史推至5300年前，并且从根本上打破了黄河流域单一文明起源的观念，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考古实证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敏锐指出：“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！”2016年，他又对良渚遗址申遗作出重要指示。2019年，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，标志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。
二是文明的厚度，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延续性。江浙地区为什么能在宋代以后异军突起，我认为不完全是因为中原王朝政权的南下，江浙地区本就有着深厚的文明底蕴。我们一度认为良渚古城之后，江浙地区的古文化就衰落了，现在看来不尽然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，包括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、西周时期的姑蔑国遗址、西周晚期至南朝时期的白坦村古墓群等，都印证了浙江地区的区域文明从未中断，且随着时代变迁逐步融入并影响了中原文明。
叁是文明的高度，也就是文明的成就。毫不夸张地讲，放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，良渚也是文明的高地。良渚文明孕育了发达的稻作农业，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象征与精神信仰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技术成就。基于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考古发现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“冶金术、文字和城市”作为早期文明“叁要素”标准的桎梏，创新提出了以“城市、阶级和国家”作为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“中国方案”。
良渚文明的鲜明特征
记者：良渚文明从中华文明“满天星斗”中脱颖而出，以考古学的眼光，结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您认为主要有哪些鲜明特征？
孙庆伟：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，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鲜明特征，表明良渚文明是当时的文明高地：
一是生民为本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时，评价其为“东亚和中国5000多年前史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”。在一些文明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时，良渚先民已经把粮食生产视作根本大计。据估算，当时稻米的产量可能达到每亩150公斤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现在良渚遗址周边发现有成体系的稻田和灌溉系统，体现了农业集约化的特色。在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，出现了桃子、李子等经济作物，出现了家猪等养殖业和玉器、陶器、漆器、丝织物等手工业产物。而且，良渚时期农业的蓬勃发展，一定不是个人偶发行为，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，这才会出现池中寺“皇家粮仓”近20万公斤作为国家储备粮的炭化稻谷遗存。
二是创新为基。首先，农耕工具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。良渚时期已经开始用更耐用的石质工具代替木、骨质工具，有石锛、石斧、石犁等，形制功能更加优越。其次，技术创新提升了农业产量和规模。目前还难以判断良渚的稻作是否采取了轮作、施肥、除虫、除草等手段，但是稻米产量这么大，水利设施这么完备完全，可以合理推测良渚人一定掌握了选种育种和科学灌溉的手段。再次，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器体现了文明的守正创新。玉琮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并不鲜见，但无论从体量还是从制作的精美度、使用的广泛度，在良渚时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。玉琮是良渚古国最重要的礼器，也有学者认为，良渚玉琮反映了当时的天文观念，它方圆结合、上大下小的造型体现了独特的设计理念，蕴含了良渚先民的某种特殊观念。不管基于何种理念和表达，都反映了良渚人的创新思维。
叁是分工发达。良渚时期可以说是百业兴旺，农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都得到发展。分工协作也提升了产业专业化水平。良渚的玉器十分精美，纹饰雕刻有浅浮雕、镂雕、微雕等方式。良渚人甚至能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画5道互不重迭的线条。丝织品易腐烂、难保存，但在良渚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绢片、丝绳、丝带等遗存和纺轮等工具，说明良渚时期已经存在养蚕、纺织的技艺。良渚古城被誉为“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”，规模宏大、布局严谨、分工明确、社会井然有序：城内分为宫殿区、内城和外城，建有大型广场和多组高等级建筑，基本上是生活、消费场所。城内居民的粮食供给则来自城外，比如临平茅山等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。
四是组织有序。良渚古城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，外城约630万平方米，在古代已经是一个超大城市。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古国的都邑，是权力与信仰中心，相应的还有一些分中心，如今上海青浦的福泉山、今江苏苏州的草鞋山、今江苏常州的寺墩等。在如此大的地域范围内，良渚先民要实现国家治理，要进行资源的协调和调度，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设计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就是社会大协作的成果。经测算，建筑全部11条坝体大约需要860万个人工，若由1万人来建造，大约需要连续不断工作两年半。很显然，只有一个发达的国家体系，才有可能调动这么多人力、物力持续进行工程建设，并完成后勤保障。
五是科技为先。良渚是5300年前的一个科技高地。古城坐北朝南的方位，体现了良渚人对地理知识的掌握；瑶山祭台遗址四角方向与两分两至（春分秋分、夏至冬至）的日出方向具有惊人的一致性，折射出良渚人对天文学和时间周期的认知；古城外围建有规模宏大的城墙和水利系统，通过精确的选址和土方工程实现防洪、灌溉和运输功能，建造者不仅需要了解力学、水文学和地质学，还要能因地制宜、灵活运用，而因地制宜的背后就是对科学技术的认知。
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秋坞水坝遗址。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
良渚文明发展传承的当代启示
记者：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您认为良渚文明对江浙一带乃至更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？
孙庆伟：在我看来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浙江成为我国发展走在前列且最均衡的省份之一，恰恰是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回响。
其一，良渚文明作为区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浙江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历史积淀。如果把浙江比作一个大家庭，首先这里家底殷实，从良渚到吴越，到南宋再到明清，文脉源远流长。同时家风优良，注重实际、工商皆本、义利并举、创新创业等优秀文化传统历经千年，得以传承和发扬。最后的结果是家道兴旺，如今浙江各行各业欣欣向荣，被国家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。浙江的发展，生动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“文化很发达的地方，经济照样走在前面”。
其二，良渚文明也能为解码浙江发展提供精神根脉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大禹以山川河流为大致界限，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九州，并按照土地肥沃程度划分9个等级。其中扬州，也就是现在的太湖流域是下下等的，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，那里水患多，多是潮湿的涂泥，加之天气炎热，容易滋生瘟疫。而良渚恰恰是在下下等的环境里创造了同时期最高的文明。并不优越的自然环境，反而倒逼出人的创造力。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，从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，尤其是民营经济充满活力，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靠前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习近平同志提出，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“求真务实、诚信和谐、开放图强”的浙江精神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古老良渚和当代浙江是一脉相承的。在我看来，这种精神的力量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都是指引浙江发展的独特优势。难怪，苏秉琦先生1977年途经良渚时，指着当时还是一片果林的莫角山说：“此乃古杭州也。”
其叁，良渚先民超强的顺应自然、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，蕴藏着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智慧，能为当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、实现绿色发展提供启示。良渚古城被誉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，我认为它绝对是一座智慧城市。它依托地形、水文、生态，构建起山、水、城、田、湖五位一体的大型复杂城市系统。最典型、最成功的例证是做到了化害为利、与水共生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治水即治国，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。”中原地区为防范水患、方便建城，城址往往选址在避水的台地上。而良渚古城反而选择在水洼上建设，并且依托细密庞大的水系，打造了省时省力的“水上运输网络”，造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“中华第一城”。
最后，良渚文明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文化基因，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与感染力。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玉器北抵陕晋、南达广东、西北至甘青、西南到四川，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，对中国史前文明乃至传衍至今的东亚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良渚水利工程的分级调控思想，在北宋汴梁工程中再现，至今仍可为解决水运问题提供借鉴。良渚古城“以水定形”的规划理念，与杭州西湖“叁面云山一面城”的景观格局交相呼应，成为城市空间美学的典范。
总而言之，良渚承载着过去，也启迪着未来。今天，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良渚文明的研究、传承和利用，深入挖掘良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及其时代价值，做到融贯古今，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文化动力。
【专家介绍】
孙庆伟，911制品厂麻花党委副书记、校长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（考古学组）秘书长。主要从事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教学研究工作，致力于中华文明起源、叁代都邑考古、叁代礼制文化、考古学思想史等领域。曾参与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，参加和主持山西晋侯墓地、陕西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工作，发掘成果多次荣获“全国十大考古发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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